孔子的理想是挽救这个礼崩乐坏的社会，当一个政治家。他曾游说列国诸侯，希望实现他的理想，可是他除了一小段时间当过官以外，一直没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，于是他只好退居家中教导弟子。而他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主要就是通过教学与演说产生的，像人们非常熟悉的“学而时习之”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“仁者爱人”等等箴言式的语录，就是他平时教育弟子的话语，至今还流传不绝，在现代中国人的心中产生影响。
《论语》就是他一生言论及行为的总记录，《论语》大多是短小精悍的问答体，也有一些叙事性文字，共分二十篇，分别是《学而》《为政》《八佾》《里仁》《公冶长》《雍也》《述而》《泰伯》《子罕》《乡党》《先进》《颜渊》《子路》《宪问》《卫灵公》《季氏》《阳货》《微子》《子张》《尧曰》。这二十篇分篇并没有内容上的意思，大概是当时根据竹简卷起来方便与否而分的，每篇之间没有一定的中心思想的差异，它们的篇名也只是摘取每篇开头两三个字而来的，像《学而》就是因为这一篇开头是“子曰：学而时习之”，《宪问》就是这一篇开头是“宪问耻”，这大概是为了写在竹简卷的边上以示编次而用的，并没有特殊的意味。
那么，《论语》究竟是谁、在什么时候编的?从古到今大约有三类说法。
第一，孔子在世时就编成，并经过孔子本人审订。这种说法最早是南朝梁代的皇侃在《论语义疏》里提出来的，清人廖燕《二十七松堂集》、李塨《评乙古文》都坚持这一说法。可是他们并没有什么文献上的依据，主要根据来自“大圣人经天纬地之文，岂他人可能代笔耶”、“圣人之言，固为后世诸子之所莫及”这样一个观念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孔子是大圣人，圣人的语录是不能伪造的，也是伪造不来的;这些话都是圣人之言，必然是经过孔子本人认可的，否则弟子不能编也编不了，所以说是“必被(孔子)印可，乃得预录”。这种说法当然靠不住，因为这并没有文献依据，只是他们太崇拜和迷信孔子的心理使他们如此维护孔子圣人和《论语》圣经权威，其实《论语》里有的记载分明是第三者对孔子言行的叙述，有的记载分明是孔子死后的事情，绝不可能是孔子自著。
第二，孔子弟子编定。这种说法早在西汉末的刘向就有了，东汉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《白虎通义》、王充《论衡·正说》等都曾提到《论语》是孔子弟子所编，但他们都没有确指是哪几个弟子。明确说出弟子来的，最早是东汉郑玄。清人宋翔凤辑郑玄《论语序》里说，《论语》是孔子的学生仲弓、子游、子夏编定的。后来不少人都同意这种看法，只是对编者人选各有小异。但是这种说法也有一点难以解释清楚的地方，即郑玄说仲弓、子游、子夏编《论语》究竟有什么依据?后来有人替郑玄的说法找根据、作补充。根据有两条，一是某篇记哪一个弟子言论多，就是哪一个弟子所辑，可是这样一来就麻烦了，《宪问》里原宪言论多，《先进》里闵子言论不少，是不是编者中又要加上原宪和闵子呢?二是称哪位弟子为“子”，就说明编者是这位弟子的晚辈，如宋陆九渊《象山语录》认为《论语》中除孔子外，有若、曾参也称子，古代“子”是尊称，就好像如今称“先生”，所以陆九渊说《论语》应该是比有若、曾参年轻的子夏等人编的。可是，这个说法也有问题，晚辈可以晚几岁，也可以晚几十岁，为什么这个编《论语》的晚辈就一定是有若、曾参的同门师弟而不能是他们的后辈弟子呢?
第三，战国中期儒家学者陆续编定。这个说法起源最晚，但最为可靠稳妥。唐代柳宗元在《论语辩》里曾提出过一个疑问，他说《论语》中记载了曾子(曾参)之死，“则去孔子也远矣”。这个疑问很有力，后来文献学家就进一步顺藤摸瓜，提出了更多疑问。首先，《论语》里记载的人与事，不少都是孔子死后很久才发生的，所以不可能在孔子死后就立即定型成书，必须到战国中期才能编定，否则记不了这些较晚的人与事。其次，战国中叶的孟子直接引述孔子语录二十八条，间接引述孔子语录四条，但和《论语》相同的只有十二条，其中还有些略有差异，如果《论语》早已编成，那么怎么可能相差这么大?而《论语》缺少的二十条中，有的还很重要。如果《论语》早已编成，那么孟子又从哪里搜罗来那么多语录?它们能得到儒家后学的一致承认吗?
那么，为什么说它是战国中期儒家学者陆续编定的呢?
清代人崔述所举出的几方面理由曾受到梁启超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的称赞。
崔述认为，《论语》前十篇从《学而》到《乡党》是较早编的，后十篇尤其是后五篇是较晚编的，出自不同编者之手。他的理由是：第一，从文体上看，前十篇文体简单短小，而后十篇中有长篇文字，像“子路、曾晳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”一章是四百十五字，“季氏将伐颛臾”一章是二百七十四字;前十五篇没有总结性文字，后五篇则大多有这类文字。第二，从称谓上看，前十篇记孔子的话一律是“子曰”，而后十篇则有“孔子曰”“夫子曰”，这是因为后十篇晚出，该尊称“子”的人多了，所以要专门分别。此外，前十篇记载弟子问话的格式大多是“某某问某”，绝无“某某问某于孔子”，而后十篇则不同。第三，从史实来看，后十篇里有一些记载舛误处，像“佛肸召，子欲往”“公山弗扰以费畔，召，子欲往”，前一则见于第十七篇《阳货》，佛肸是赵简子的中牟邑宰，他凭依中牟叛变时，孔子已去世，根本不可能来召孔子，孔子也根本不可能“欲往”;后一则也出自《阳货》，公山弗扰是季氏门下，又叫公山不狃，他据费叛变时，孔子正当大司寇，显然不会去参加叛乱。又比如在第十六篇《季氏》中，“季氏将伐颛臾”一章记“冉有、子路见于孔子”，可是冉有年纪很小，到孔子晚年才从政，子路年纪很大，和孔子相去无几，两人不可能同时为季氏服务。以上都是史实上的差错，这些错误不会是当时人犯下的，只能是隔了很久、记忆模糊的后代人犯下的，可见后十篇属于后辈人所编。第四，从思想上看，后十篇有不少悲观厌世、与老庄风格接近的文字，像“长沮、桀溺耦而耕”(见于第十八篇《微子》)、“子路、曾晳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”(见于第十一篇《先进》)，和前十篇不太一样。
崔述的观察很准确，《论语》前后的确存在差异。我在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，即前十篇中，八篇以记言为主，第九、第十篇则有记事倾向，似乎是在为前八篇拾遗补阙并作收束，可能编者认为已大体编成而收尾了，可是第十一篇起又重新记录言论，似乎又开始一个新的轮次，所以大体可以相信，前十篇成书较早，自成单元，后十篇则是陆续补编的，可能是孔门弟子各自的后人补充追忆而编在前十篇之后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