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幅员辽阔，内部情况千差万别，即便放在现代也是超大型的国家。如何在辽阔的疆域内融通四方，协调不同风俗甚至不同特质的地域之间思想文化、资源财富等诸多要素的流动，是相当困难且玄妙的一项任务，也是观察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质量的一个窗口。而将皇权盘踞的高墙深宫与千里之外的荔枝联系起来，虽然是相对极端的例子，却是一个值得考据的有趣案例。
“长安的荔枝”珠玉在前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《新唐书·杨贵妃传》确实记载：“妃嗜荔支，必欲生致之，乃置骑传送，走数千里，味未变，已至京师。”这是一个有趣的案例。
“长安的荔枝”这个词本身就值得玩味，如果我们将重心放在“荔枝”上，那么与“长安”的组合就意味着早在唐朝，统一王朝就有能力将帝国边陲的荔枝迅速运到权力核心;如果重心是“长安”，那么增加“荔枝”后缀似乎暗示了它仅仅是历史中心舞台上的一个摆设，乃至权力斗争的一个道具。
在同名小说中，主人公李善德历经千辛万苦舍命驰送长安的荔枝，只是煌煌盛世可有可无的小点缀，只是幕后大人物随口一提的奇珍异果、阴谋家权谋口袋中的一枚暗箭而已。那么，在集大一统王朝之大成的清代，荔枝和皇权、和紫禁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?
满族发源于白山黑水之间，入关前对荔枝必然是陌生的。入主中原后，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担负起了构建复合型大一统王朝的重任，嵌入到儒家思想观念和传统王朝法统之中。爱新觉罗家族迅速接受了荔枝的文化内涵。荔枝与“利”谐音，有利事连连的寓意;荔枝成熟时，一捧捧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，低了树冠，透出红红火火、喜庆圆满的祝福。而且，荔枝这种南方佳果，天然传递出一种清新、温暖的异域风情。它天生就在供皇权挑拣的草木名单上。历代有关荔枝美好涵义的书画、器物佳作，又都汇聚到了紫禁城。清朝的皇帝们摩挲着这些文物，对于荔枝的憧憬愈加浓烈。想象那朱红麟皮的果实，剥开后甜香外溢，果肉晶莹透亮，咬一口汁水淋漓，甘甜顺喉而下。更重要的是，畅通荔枝的入京路，也是检验大清王朝大一统质量、检验爱新觉罗皇权的试金石。如果一颗小小果子都不能实现从产地到紫禁城的位移，那么大清王朝的权威就令人存疑了。因此，无论就想象而言，还是出于现实的权力考量，荔枝都必须来到紫禁城。
紫禁城向荔枝敞开了大门，问题是，鲜荔枝怎么运进金銮殿呢?
好在前朝皇帝们的想法与爱新觉罗家族一样，并且在长途运输荔枝这个任务上反复实验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。其中核心的难题是荔枝极难保鲜，在没有生鲜冷链运输技术的古代几乎是不可能长途运输的。朝廷最早知道荔枝这种南方佳果，是在第一个稳固的大一统王朝—西汉时期。西汉将荔枝称作“离支”，正是因为老刘家的子孙已经认识到娇贵的荔枝一旦离开果枝，味道一日一变，三四日便腐烂了。白居易便明言：“若离本枝，一日而色变，二日而香变，三日而味变，四五日外，色香味尽去矣。”
西汉有关荔枝的知识，来自当时割据岭南的南越国王赵佗。据传成书于西汉的《西京杂记》记载岭南最早在汉高祖时期就进贡荔枝：“尉佗献高祖鲛鱼、荔枝。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。”尉佗即南越王赵佗，他臣服西汉朝廷之后的表现之一就是进献鲛鱼、荔枝等贡品。这也是荔枝进入中原的最早记载。从广州到西安，千里之遥。考虑到交通和技术等原因，赵佗进贡的只是荔枝干，不可能是新鲜荔枝。
即便仅仅是荔枝干，汉武帝刘彻依然疯狂地迷恋上了荔枝。为了吃到鲜荔枝，他大兴土木，特意在关中建造了一座“扶荔宫”(今陕西韩城芝川镇南门外)。《三辅黄图》卷三记载：“扶荔宫，在上林苑中。汉武帝元鼎六年(前111)，破南越，起扶荔宫，以植所得奇草异木。”估计是当时灭亡南越国的汉朝大军，直接移植了一批荔枝树到扶荔宫中。可惜，汉武帝的实验失败了。
上木，南北异宜，岁时多枯瘁。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，无一生者，连年犹移植不息。后数岁，偶一株稍茂，终无华实，帝亦珍惜之。一旦萎死，守吏坐诛者数十人，遂不复莳矣。其实则岁贡焉，邮传者疲毙于道，极为生民之患。至后汉安帝时，交趾郡守唐羌极陈其弊，遂罢其贡。
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竟然征服不了小小的荔枝树，内心的挫败感可想而知。荔枝树需要高温高湿，喜欢光照，一旦环境不合适就停止生长发育，这也决定了它只能在帝国的南方一隅生长。为了内心虚缈的满足，汉武帝不愿承认失败，枯死一批荔枝树就下令岭南再进贡一批，结果害了一批批的荔枝园丁和疲毙于道的邮传者。一直到后汉安帝时，岭南的交趾太守唐羌上书劝谏，皇帝这才放弃了在关中种植荔枝这个不可能的任务。
两汉之后的大一统王朝是唐朝。关于杨贵妃品尝的“荔枝”到底来自岭南还是四川，论者还有争议。但李善德在接到任务之初误以为的“荔枝煎”，才是唐代北方地区主流的荔枝制品。北宋蔡襄《荔枝谱》记载了荔枝蜜煎之法：“剥生荔枝，笮去其浆，然后蜜煮之。”这就类似于现代的果脯了。唐宋时期的中国人大致发明了三种荔枝保鲜法。一是将荔枝装入瓷坛、竹筒等容器中，将容器口密封;一是用蜡封住荔枝蒂部，再浸入水中，尽量减弱氧化;一是用瓦罐密封，将荔枝放入瓦坛中密封，倒沉水中。三种方法都是利用密封法，尽可能地滞缓荔枝的腐败速度。
宋徽宗赵佶是又一位荔枝爱好者，不仅喜欢吃荔枝，还喜欢观赏荔枝树。他下令盛产荔枝的闽南地区精选一些已经挂果的小荔枝树，移栽到大花盆中，通过水运，尽快运到北宋都城汴梁。闽南到汴梁的距离相对广州到西安，大大缩短。这种“活体盆栽”还真运来了几株挂着荔枝的果树。宋徽宗摆放在宣和殿内，营造荔枝在宫中生长的景象，还写诗道：“密移造化出闽山，禁御新栽荔子丹。”当然，“密封保鲜”法很可能与“活体盆栽”搭配使用。荔枝先移植到大盆中种植，在运输途中快成熟时立刻摘下来，马上密封保鲜，继续快马加鞭送到御前。
紫禁城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规划荔枝问题的，基本沿袭了宋徽宗的长途运输法。福建继续承担供应紫禁城荔枝的光荣任务。时人沈初目睹了福建官员进贡荔枝的情形，并将其记载在《西清笔记》中：事先，地方官预备数百个大木桶，每桶种植一株荔枝树;四月，荔枝花开时，从几百株中精选数十桶枝干粗壮、青果累累的荔枝树，装船北上;之后，荔枝桶要水陆跋涉两个多月才能抵达北京。为此，进贡船队携带大量福建本地清水，以便途中娇贵的荔枝随时能喝上故乡水。从福州出发，走二百里水路就到了一个叫作“水口”的地方。神奇的是，荔枝树过了水口就不再生长。所以，赶赴紫禁城的荔枝必须把握好挂果与经过水口的时机。如果荔枝树通过水口还没有挂果，差事就要办砸了。一路风尘仆仆，押运官吏小心翼翼、争分夺秒地和时间赛跑。最理想的状况是，当六月上旬望见北京城高大的城池时，荔枝果刚好挂红。乾隆皇帝认为本朝桶运荔枝的方法科学便民，批评唐代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的夸张浪费。他的《荔枝》诗写道：
分根植桶土栽培，度岭便船载以来。
经宿败而人马毙，紫微诗句涉虚哉。
事实上，紫禁城获取荔枝的方法同样劳民伤财。能够幸运进入紫禁城的新鲜荔枝寥寥无几，“一本仅存二三枚”。一棵树上往往只剩两三颗荔枝了。如此算来，福建官员辛苦一趟，皇帝收到的荔枝也就百十来颗。这期间耗费的人力、物力数以千万计，更勿论经办者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了。
来到紫禁城的每一棵荔枝树、每一粒鲜荔枝都是宝贵的。每一批荔枝树都要列明办差人员名单，每一棵荔枝树都要编号，每一棵树上结下的红荔枝都要登记后迅速呈送皇帝，请皇上分配。雍正七年(1729)，闽浙总督高其倬进贡一批荔枝，由千总吴俊麟率领兵丁陈世伟、何朝风和花匠王文等一路护送。吴俊麟就是清朝的李善德。本次运入紫禁城的荔枝树共40桶，荔枝挂果479个。内务府登记造册：“第一号二十五个，第二号十八个，第三号九个……第三十九号十八个，第四十号六个。”君臣上下都明白这40棵荔枝树在北京城存活不了多久，因此福建督、抚每年夏秋都要持续不断地北运荔枝。在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上，进贡荔枝的官船前后相望，“因风飞过仙霞岭，惹得人间齿颊香”，不计成本地飞驰向紫禁城。比如，福建巡抚刘世明的40桶荔枝也差不多同时送到了，摘下鲜荔枝526颗。
进入乾隆朝后，紫禁城签收的荔枝树结果骤降，每一颗鲜荔枝更显珍贵。乾隆二十五年(1760)六月十八日，内务府统计福建巡抚吴士功进贡的58桶荔枝树共挂果220个，当天摘下36个荔枝，先拿19个在宫中供佛，其余呈给皇帝。这批荔枝树在七天后的六月二十五日仍然活着，当天摘下荔枝20颗，随其他果品呈给乾隆。清宫《哈密瓜、蜜荔枝底簿》记载乾隆皇帝分配如下：
上览过，恭进皇太后荔枝一个，仍差(御茶房)首领萧云鹏进讫。赐皇后、令贵妃、舒妃、庆妃、颖妃、婉嫔、忻嫔、豫嫔、郭贵人、伊贵人、和贵人、瑞贵人，每位鲜荔枝一个。
皇太后、皇后都只能分到一颗鲜荔枝尝尝鲜，紫禁城的荔枝都不能说是不宽裕，而是一粒千金的珍稀之物了。
好在，福建还进贡蜜荔枝—类似李善德误以为的荔枝煎。当年七月十四日，浙闽总督杨廷璋进蜜荔枝72瓶、福建巡抚吴士功进48瓶，共计120瓶蜜荔枝。乾隆送给皇太后蜜荔枝8瓶、温惠皇贵太妃蜜荔枝2瓶、裕贵妃等位4瓶;赏赐皇后3瓶、令贵妃2瓶，舒妃、愉妃、庆妃、颖妃、婉嫔、忻嫔、豫嫔各1瓶;剩余的慎贵人、林贵人、兰贵人、祥贵人、伊贵人、郭贵人、瑞贵人、和贵人、鄂常在、白常在等10人则分享剩余的15瓶蜜荔枝。
如果紫禁城的荔枝富裕，皇帝也会赏赐给亲王、阿哥、公主、大臣等人。乾隆朝的王公大臣睿亲王、庄亲王、郑亲王、阿桂、和珅、董诰、福常安等都获得过鲜荔枝赏赐，不过仅限每人一颗。有时，皇帝也会将鲜荔枝作为“特恩”赏赐给某个大臣，比如与雍正皇帝处于“蜜月期”的年羹尧。当然了，年羹尧也好，还是世袭罔替的睿亲王也罢，拿到荔枝后要赶紧上表叩谢圣眷优渥。
鲜荔枝的到来，丰富了紫禁城的物质世界，擦亮了紫禁城的富贵光彩。紫禁城的居民对这种千里之外的小嘉果都很喜欢，它丰富了众人的果盘和谈资。乾隆皇帝的另一首《荔枝》写道：“闽中嘉实到秋前，朱颗累累湛露鲜。塞北冰盘供夏凊，定知解暑更延年。”至于荔枝长途跋涉背后的心酸与不易，他们是不会关注的。在紫禁城的盛世图景中，那一枚荔枝只是皇权贵有四海的草木样本之一。同样的角色还有长白山的人参、松花江的鳇鱼、哈密的哈密瓜、吐鲁番的葡萄，乃至来自天山雪山的数十吨计的玉石等等，运输的艰难与费尽周章都大同小异，皇帝和嫔妃们哪能一一注意到幕后的辛劳，更谈不上事事悲天悯人了。日月星辰在紫禁城内外不疾不缓地轮替，但人们的悲欢并不相通。
大运河上的荔枝船连绵不绝，巨大的成本令福建官府不堪重负。当地官员应该一直希望能卸下这桩差事。素以节俭著称的旻宁登基成为皇帝后，福建官员看到了一丝曙光。道光元年(1821)，闽浙总督颜检上疏，以“采运艰难”为由，请求停办荔枝贡差。道光皇帝连下两道谕旨，直言荔枝“乃朕所素知无用之物”，先后停止鲜荔枝、蜜荔枝的进贡。不过，荔枝干仍需进贡，以备宫中祭祀使用。之后，荔枝作为祭品，以及器物上的图案、书画创作的主题继续活跃在紫禁城中。